任上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张立基张靓颖密山李逸朗黄圣依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撰文：Erma冯

纪录片电影《最后的棒棒》是在2015年的同名纪录片剧集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剪辑，以及补充拍摄部分镜头之后而成。影片在院线的排片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不出人意外，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所下的苦功也很难不让人心生敬佩（详见

《专访｜何苦拍这样“太苦了”的片子》

），然而看完这部时长99分钟的“伪”纪录片，除了对影片中所记录下的几名“最后的棒棒”们的生活“哀民生之多艰”，也还是不得不说，影片的质量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

《最后的棒棒》空有一腔热忱，专业性严重欠奉，是典型的努力努错了方向，看得人心里发苦，更看得人心里发堵。影片或许并没有无节制煽情的主观意图，然而最后达到的效果或者说能够给观众留下的依稀印象，却只剩下对片中人物命运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既无助于观众相对全面地了解“棒棒”这一职业行当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也无助于观众深入思考导致片中人物命运现状的社会、经济与家庭、个人因素，为记录而记录，格局狭小，连带着让影片中流露出的悲天悯人情怀，也多少带着些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意味，为看惯和看厌煽情节目的观众所不喜。

作为重庆地区独有的职业，“棒棒”与长江三峡的船夫、北平城的人力车夫、泰山的挑山工、峨眉山的滑竿轿夫一样，都是特定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棒棒”这一职业最盛之时，积聚在朝天门码头与解放碑附近的从业者不下数十万之巨。显然这已是相当庞大的社会族群，其组织形态即便松散，也绝不简废旧泡沫造粒机的性能进行更高的研发跟技能投资单。而“棒棒”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水平、个人境遇等也自然是形形色色，并不适合一概而论。《最后的棒棒》仅仅提供了“棒棒”这一职业濒于消亡前夜几个并不具备代表性的从业者样本的素描，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予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探讨，其实是浪费了片名，也浪费了拍摄期间积累的大量素材。

事实上，影片中所记录的几名“棒棒”，是否还能被严格称之为“棒棒”，也多少存疑。通常“棒棒”这一职业称谓，指代的是使用系绳的竹棒作为劳动工具、为不确定的服务对象（尤以家庭主妇和老年人等体力较弱者为主）提供爬坡上坎的重物（如袋装大米、行李、家具、电器等）搬运服务的自我雇佣体力劳动者。影片中的几名“最后的棒棒”，除了满足体力劳动者这一特征，其谋生手段已多元化，而不纯是搬运服务。

社会底层体力劳动者往往倾向于按日结算工钱，因此工作内容也常常应雇主的需求而随时调整。从影片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几名“棒棒”所从事的工种，涵盖了家政服务员、餐饮洗碗工、拾荒者与废品回收者、建筑工人等多个类别，“棒棒”更像是他们在尚未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时，有一搭没一搭的“接闲活”，已经很难说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和收入来源。

电影对“棒棒”招揽业务、爬坡上坎、进行搬运等职业活动的镜头展现，篇幅过少，固然可以说是“棒棒”行业日渐萧条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但也因此丧失了对作为职业群体的“棒棒”而言，其生活状态的独特性的呈现，也让影片显得文不对题，和其他的关注中老年农民工群体的纪录片相比，并无新意与过人之处。

电影多少有刻意渲染“棒棒”们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恶劣程度的嫌疑，即使导演本人亲自加入“棒棒”群体，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出工。这种接近记录对象和“体验生活”的态度是诚恳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将影片带向正确的方向。除了让观众陪同导演一起与纪录片中的人物“感受苦难”，影片无法让观众真正了解片中人物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提供的不过是廉价的情感体验——即使这种情感体验是真实的，又打着“苦难”的名义。

影片有不少镜头让人印象深刻，但这些镜头中所展现出来的苦难，尽管是城市贫民困窘生活的“惯常”，却并不能归罪到“棒棒”这一职业上。影片开始不久，便安排下一个镜头，表现“棒棒”老黄用手为客户疏通洗手间管道时的苦、累、脏、臭。这一镜头通过引起观众的生理不适，激发起观众大掬同情之热泪。但这一镜头背后所暗含的价值取向，经不起细究——掏马桶当然是苦、累、脏、臭的体力活，但体力活只要合理取酬，一样光明磊落、一样值得尊敬。影片实质是基于“掏马桶是低贱活”这样的认知，而居高临下地给与被拍摄者带有施舍性张德兰质的同情。

在价值观上态度暧昧的类似镜头不止一处。影片中的“棒棒”们多日不沾油荤，去餐厅“打包”剩菜剩饭。这一镜头看着当然也让人鼻酸，但“棒棒”们甘之若素，拍摄者与观者也大可不必藉此发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道德说词。此外，电影导演何苦既然在拍摄之初与“棒棒”老黄讲明是“拜师”“入行”，也就不应该在是否平摊两人当“棒棒”的收入这一问题上推来让去，倒显得拍摄者从未将被拍摄对象视作与己平等的一方，而是处处低自己一等，需要被“谦让”和“照拂”。——指出这点并非质疑导演的善意，然而社会工作者经过多年辛勤科普，已帮助公众渐次意识到在例如“扶贫”等社会工作活动中应当对居于弱势一方予以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的重要性，《最后的棒棒》仍然在袭用上个世纪部分地方电视台制作民生节目时的思路进行悲情化叙事，即使这种思路纯是不自觉和潜意识下的，也未免太落后于时代理念。

即使并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冀望一个出于个人志趣而进入纪录片行当的拍摄者成长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影片的成品所暴露出来的团队在拍摄和制作上的业余水准，也还是让人大跌眼镜，不能用“努力”作为借口而搪塞过去。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纪录片往往很难做到完全“置身事外”的纯客观记录，除非是用针孔相机等进行“非正常拍摄”。行业内对于“摆拍”的正当性也一直存在争议。然而《最后的棒棒》在部分镜头上的摆拍痕迹未免太过明显，已经严重影响到影片记录的流畅性。

片中的多处对白场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本地土话参杂，语速明显偏慢，人物面部表情也拘谨僵硬，即使不是出镜者在背事先编排的台词，也极可能是其在明知对话被录像的前提下，下意识地对近日自己的说话内容予以“包装”，无论其目的是为了“哭穷”又或者“自我美化”。观众无从考证片中所记录的情节究竟多少出于事实、多少出于虚构、多少是基于事实进行的“情景再现”（法制节目常用的视觉化表现手段），然而由于被拍摄者毕竟不是演员，“演技”生硬，识别起来倒并不难。例如，一处表现“棒棒”读书看报关心国内国外大事的叙事段落，便做作得异常尴尬；徐佳莹而另一处叙事段落，两名同住的“棒棒”因为吃饭和洗碗的琐事发生争执，烟火气息浓郁，一来一回的抢白，语速既快，用粗俗俚语夹枪带棒，也毫无情面，八成便是摄像机记录下的一次真实吵架，而没有人为排演的成分。

电影从四百多分钟的剧集剪液晶显示实验圈数辑到只剩下堪堪九十九分钟，观众如果没有看过剧集，无从知晓被删减掉的内容是珠玉还是瓦砾。然而电影版里的“废戏”实在太多，几名“棒棒”在劳作之外的家庭生活，被剪辑进镜头，也并不有助于丰富对人物的多维度呈现，倒使观众分神，理不清各人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影片中用来作为换场之用的重庆市区繁华夜景航拍镜头，想必是为了电影版而特意拍摄，却比广告公司拍摄的旅游宣传片还恶俗与缺乏审美——影片或许也想以此镜头和“棒棒”们所生活的自力巷形成对照，但并未收到反差效果。多处莫名响起的配乐和旁白，更是牵强和自作多情到要让人哑然失笑的程度。至于影片最后，突兀地用喊口号的方式进行主题拔高，更只会让观众尴尬。

《最后的棒棒》在剪辑上的混乱与缺乏条理，也连带着让观众对片中所记录的人物，除了留下笼统模糊的印象，可能都分不清谁是谁——除了一个名叫何南的“棒棒”。不同于其他几名渐次步入老年的“棒棒”，何南明显年轻得多。何南嗜赌、好吹牛、饭量大，有底层贫民促狭市侩的生存智慧，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何南曾因为饭量大而被自助早餐店老板娘“嫌弃”，却意外地被“红”公司相中，一度成为“吃播”。这一荒诞现实的经过，被影片匆匆带过，其实大有深入挖掘的价值，殊为可惜。何南向狐朋狗友逐一打借钱，而逐一被拒，这一段落尽管明显是摆拍，也不乏黑色幽默——果然有一定的“表演”天赋，难怪在影片里出场的各个“棒棒”里，数他最能为观众过目不忘。

比起电影苦涩的基色，影片主段叙事之间，偶有夹杂的一些市井小“无赖”与小“无奈”，既可引起观众间或的笑声，也更见人性的复杂面，即使都是“小聪明反被小聪明误”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电影中的“棒棒”们给卖往废品回收站的饮料瓶里灌水增重，收到假钞后想办法把假徐千雅钞给花出去，这些小奸小诈的伎俩，虽然经不起道德考量，但观众多少会予以理解的同情。不过影片纯以看热闹的心态进行记录，很难说不是在放任观众可能会有的幸灾乐祸心态，“至上励合就这素质，活该当‘棒棒’”，诸如此类。

对《最后的棒棒》予以不留情面的批评，并非是要质疑影片拍摄和制作团队所下的苦功。然而苦功用错了方向，就只能是南辕北辙，白费力气。纪实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纪录片之所以是一种专门的电影类型，都因为不是有只笔就可以写得出写得好，有个摄像机就可以拍得出拍得好，而是自有其章法与门道。《最后的棒棒》发现了当代纪实文学与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一个极有价值的选题富矿，却未能披沙沥金，就连基本的如实记录，都做得勉强，更谈不上深入洞见世情人心，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观众如果对“棒棒”这一职业人群感兴趣，倒不妨重温1997年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山城棒棒军》曾热映川渝地区，尽管故事出自虚构，剧中的“棒棒”，无论是庞祖云饰演的“梅老坎”、赵亮饰演的“毛子”，还是王群英饰演的“蛮牛”、陈亮饰演的孟小渝，都是基于真实的“棒棒”群体而提炼出的艺术形象，各有性情，又各有代表性，真正践行了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海报

《山城棒棒军》中的“棒棒”群体，多为进城务工的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早已不被视作“盲流”，收入亦比务农提升不少，因此《山城棒棒军》的基调是昂扬的，如主题曲中所唱，“一根棒棒求生活，有盐有味不寂寞”。《最后的棒棒》所记录的年代是2014年，离《山城棒棒军》中故事的发生年代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是“棒棒”行业被时代淘汰殆尽后所留下的尾声与余波，难免苦涩消沉。影片中人物命运的浮沉固然让观众揪心和牵挂，然而时代毕竟在进步，“棒棒”们栖身的自力巷被拆迁，换来高楼平地起与各人生活境遇的改善。电影最后的主题升华，虽然突兀得不像是真实的，倒有了几分小人物命运折射时代波澜壮阔进程的况味。如果将《最后的棒棒》视作对逝去过往的挽歌，挽歌过后，总还是历史掀开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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